原话,他还说,中国复辟对他们来说是一件好事,因为我们中日两国为一衣带水之近邻,若贵国君臣易位,我大日本天皇也受影响。”
袁世凯心中的石头稍稍放下一些,曹汝霖继续给他吃下一颗定心丸:“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也在公开声明中认为,以今日中国民情以及国民知识发达程度的实际情况观之,均未达到共和程度。如果想做中国的皇帝,请袁大总统放心去做,日本愿意帮助一切。”
袁世凯没想到日本人这么铁,首相亲自帮自己站台,继续确认道:“是公开声明?”
曹汝霖说:“千真万确。”
袁世凯又问:“英国公使朱尔典哪?”
曹汝霖说:“朱尔典公使说,若贵国无内乱,则随时可以实行。此系中国内政,他人不能干涉。”
其实英国没心思研究远东事务,朱尔典这么说完全是因为受到日本表态的刺激。一开始英国担心实行帝制将影响中国政局稳定从而影响其在华利益,如今为了与日本争夺在华主导权,才对袁称帝的态度转趋积极。
&t;divtentadv>“太好了!”袁世凯心中彻底大宽,只要有英日两国背书,就不用担心太多。
不过说到底他们两家全都属于口惠而实不至。
袁世凯如此关心洋人态度,完全是晚清民国时期的无奈之举:从八国联军侵华的庚子国难开始,晚清与民国的政治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中国自己的政治;在很多实质问题上,已被西方强国以及东邻日本所左右,牵涉到很多错综复杂的国际背景。
比如一些国家对民国政治走向的掌控,以及对其他势力的暗中支持、操纵和阴谋,甚至牵涉到列强之间为民国政治格局的平衡所进行的交易。
非常像那句“人为刀俎我为鱼肉”。
而与此同时,国内的各种派系出于壮大自身的考虑,一个个也会争先恐后寻找国际势力支持,有的甚至不惜丧权辱国,向外国做出承诺。
英日两国不太明确的话语让袁世凯以为自己扫清了最大障碍,于是问杨度:“筹安会推进到什么程度了?”
袁世凯称帝一事上,杨度是绝对的第一“功臣”,他回道:“大总统,我已在最关键的约法方面进行了修改,但通过还需要更多努力。我们可以先行礼仪准备。”
袁世凯两根手指搓了搓,“称帝事务繁多,一着不慎满盘皆输,你多加小心。”
杨度说:“属下明白。”
貌似很多人在讨论袁世凯恢复帝制时,都有意无意忽略了一个根本点:袁世凯究竟是搞君主立宪,还是为了恢复封建专制?
虽然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同为拥有君主,差别可大了去,本质上就不一样。
君主专制就是落后的封建方式,君主立宪则有民主意义。
按道理,关于袁世凯的洪宪帝制,应该先搞清楚这一点再说其他的。
不过袁世凯只当了83天皇帝,并且大部分时间都在调集军力对抗南方革命派,根本没搞多少事。
总体上看,洪宪帝制自始至终是在君主立宪的旗号下进行,但袁世凯所做的似乎又缺乏某种系统性。典型的就是恢复皇权的同时,袁世凯所进行的以“三权分立”为特征的立宪派工作一点都不充分,他似乎真的只是在恢复帝制,相关的立法机构和内阁并没有同时恢复。
这就是硬伤了。
但到底是想要帝制还是立宪,真实想法或许只有袁世凯清楚;也可能袁世凯自己也不清楚怎么会走到这一步。
整个称帝过程匪夷所思,就像被一股神秘的力量推动着,恍惚之中就像坐上过山车。
他取“洪宪”二字作为年号,取的是“弘扬宪法”之意,“洪”是帝德之大,“宪”是民主宪政。
不过他有自己的小算盘:袁世凯想建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,有很大成分的专制性,就如同日本的君主立宪,虽然日常事务由内阁处理,但在重大事情,如在军队的统治上,天皇还有重大的影响力和决断力,并且在全民范围和教育上竭力推行忠君爱国的儒家道德,这样就能把君主推到一个很高的位置。
看起来似乎机关算尽,但聪明的他没想到的是,往往只要继续往前半步,真理就变成了谬误。
袁世凯嘱咐说:“劝进的民意必须调查清楚。”
杨度回道:“全国各地自发成立了许多民间劝进团,而且陆续有祥瑞报告。不管国民还是上天,对于大总统称帝一事都无比期待。”
“什么祥瑞?”袁世凯很关心这个问题。
杨度说:“不止一件,至少有十二桩祥瑞。一曰紫藤草,二曰龙入室,三曰龙出水,四曰月有晕,五曰蛙无声,六曰蝎当楼,七曰天雨血,八曰犬登殿,九曰大老妖,十曰蝗应瑞,十一风折旗,十二蛙南迁。”
都是些很扯淡的事情。
比如紫藤草就是有人说袁家祖坟上长了根紫藤,但谁知道是不是大半夜有人偷偷插的;
龙入室就是居仁堂突然出现一条大蛇,也没有照片佐证;
月有晕就是月亮出现了四个月晕,除了报纸上这么说,谁也没真的见到。
其他也大都是些莫须有说法